对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几点思考/魏勇(3)
三、关于告知罚款金额是否应当明确具体问题
如前所述，税务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当事人的告知内容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实践中，税务机关对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享有权利的告知已经相当规范，但在告知处罚金额上还具有较大的差异，以罚款这种常见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为例，常见的告知方式主要有：第一，仅告知处罚种类，不告知处罚金额，例如告知拟对当事人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告知罚款下限，不告知罚款上限，例如告知拟罚款2000元以上；第三，告知罚款下限和上限，即告知罚款的幅度区间，又分为绝对数区间和相对数区间，绝对数区间例如告知拟罚款金额为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相对数区间例如拟处罚款金额为所偷税款的50％以上5倍以下；第四，告知拟作出的具体罚款金额，例如告知拟罚款3000元。对于以上四种告知方式，笔者暂且将前三种称之为“模糊告知”，第四种称之为“具体告知”，究竟哪种告知方式更合法合理呢？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的事项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并不涉及诸如罚款金额这样的具体告知，因此，模糊告知方式是合法的。此外，告知拟作出的处罚只是一个初步意见，并不代表最终的处罚决定，因此，告知处罚金额不适宜精确化具体化。笔者认为，告知处罚金额如果不具体化，就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充分行使陈述申辩权，如果告知处罚金额不具体，就会使当事人不能准确理解税务机关的真实意图，从而使其陈述申辩意见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无异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其二，不利于税务机关在审查环节从多角度查明案情，公正地做出处罚决定。由于税务机关不能听到有针对性的陈述申辩意见和辩解，从而更多地只能凭借调查人员的“一面之辞”做出处罚决定，处罚结果难免有失偏颇，容易引发税收行政执法争议，不利于建构征纳和谐关系；其三，告知处罚金额不明确具体，还可能导致滥用职权，助长“权力寻租”。由于模糊告知方式具有较大的弹性，使当事人觉得有空子可钻，在利益的驱使下，便会四处托关系，走后门，甚至甘冒违法的风险向税务执法人员行贿，以求获得较轻的处罚，与之相适应的是，当事人的请托和行贿，也必然助长税务人员滥用职权，对较轻的违法行为告知拟给予较大的处罚幅度，导致权力寻租。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税务行政处罚质量、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角度出发，税务机关在履行告知程序时，告知拟处罚的金额应明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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