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分析/李红军(2)
（二）导致合同效力悬而未决，法律关系持久不能确定，危及交易安全。
现代社会，出现了所谓的泛商现象，大量的商事交易不可能均以现物交易的方式进行，买卖在途货物甚至他人之物，在所难免。而《合同法》采民商合一体例，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未定，等于宣告大量的商事合同效力未定，此必将危及交易安全，也违背常理。
更有甚者，《合同法》针对权利人的追认权[8]，并未规定权利人行使的期间和逾期行使的后果，因此当权利人保持沉默时，必将导致合同效力悬而不决，法律关系持久不能及时确定。
二、《合同法》第51条规定出现前述问题的原因
对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出现权利失衡的原因，结合《合同法》草案的形成经历、现行《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定来看，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法律移植”时未充分考虑移植对象所在制度背景与我国相应制度背景不同造成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合同法》第51条系移植自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
根据梁慧星教授的陈述，“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拟定，也曾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9]，对比《合同法》第51条和《德国民法典》第185条[10]、我国台湾民法第118条[11]的规定用语来看，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几乎是对后者的综合，应该认为是移植而非参考。
（二）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变动模式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范模式
德国民法典和台湾民法典无权处分的规定有两项制度加以协调，一是采物权形式主义[12]，在处分他人之物时，负担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未定”[13]，在权利配置上能平衡权利人与相对人，并兼顾双方利益。二是德民、台民有时效取得制度加以配套，进一步完善了对相对人的保护，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确定处分行为的效力。具体表现在：
如已转移标的物之占有，权利人固得拒绝追认无权处分行为并依不当得利取回标的物，但相对人可以依据负担行为（债权合同）向无权处分人主张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获得救济；若权利人既不拒绝也不追认处分行为，相对人虽不能取得物之所有权，但相对人可以依据占有而主张时效取得，这也可迫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确定无权处分的最终效力。
如未已转移标的物之占有，于权利人无损害，相对人可以依据负担行为（债权合同）请求无权处分人转移物之所有权，或者主张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获得救济。
（三）《合同法》第51条移植的制度背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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