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赵圣寅(7)
因此，我认为：“科技兴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喊得再响，只要僵化的行政人事管理体制不改，科技成果就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教育、人才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言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
依法开放舆论，天不会塌下来！
依法开放舆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是保证社会改革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是为整个社会改革提供最有选择价值的理论思维的最关键的政体改革的先进措施。新闻改革，作为政体改革的一部分，是一户促互补的过程，客观现实要求新闻改革必须率先突进即充分发挥改革理论的理性导向作用。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是赠语：“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实质上，国家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是一项战略投资工程，其良性社会效应是无法估量的。言论自由是现代化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预报人类社会理性的警报器。没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便没有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便没有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便没有振兴民族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类理性的本质表现在科学，而科学最本质的功能在于预言，压制意识形态系统，就是否定人类精神世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率。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的理性警告即等于没有社会科学。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抑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压抑、摧残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剥夺公民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其实就是扼杀人类新生儿的“奶母”——（弥尔顿语）。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利器之一。其对于发挥决策的反馈功能，对于表达和反映民意，对于权力授予者监督权力被授予者，对于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简之，其对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要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僵化的行政体制把意识形态系统分级分块分别至于各级行政专控之下，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识形态系统自身发展的规律，很不合理地用行政手段干扰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科学等各界的实际业务活动，助长了极其有害的“权阀”作风。禁锢了思想家的思维，哲学家成了经学家；束缚了文学艺术家的手脚，艺术家成了生产定型产品的机器，现实主义成了体现某些人意志的代名词。在个别同志看来，写真实就是政治上和党中央没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反党甚至被迫追究刑事责任；对西方某些社会科学的研讨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敢说真话实话的文学家反而成了个别“政治家”的仇人，“双百”的背后也常常令人心神不安、惊魂未定。多少年来，新闻报道成了“喜鹊”，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绝于耳；假大空应有尽有样样俱全；否则，就是“乌鸦”，危言耸听、做惊人之语，搞得人人自危、心烦意乱，整个社会萧条乏力守旧。十年举世无双的“文革”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有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难以成为改革的理性导向，中华民族感官，在一个强烈声调的刺激下变得麻木了；追求真理、抨击时弊的公正舆论消声沉默了。因此，今天的僵化体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信息结构过分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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