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刘红军(3)
譬如，美国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判决产生以前是允许有关种族隔离的法案存在的——尤其是在学校，也是赞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的，因为这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是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决定，按照多数至上主义的民主原则，这样的决定是合理合法并要求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必须服从的。但是，这样的“民主决定”所产生的法案显然无视美国黑人同白人的平等地位而对黑人具有明显的歧视。正如布朗判决中赞同多数意见的一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说：隔离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因此，这样的多数决定其实是不正当的，它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平等保护条款”，是多数人对少数族群施加的暴政。因而这一“民主”法案不符合德沃金所宣称的民主必须遵循的限度——平等，此法案随后被宣布违宪而予以废除。
德沃金的这一平等标准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对自由的保护。很明显，如果民主的决策只是保护部分人的自由而不保护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就像20世界60年代民权运动前的美国社会一样，这样的民主显然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只有对所有人的自由都给予保护，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威廉·A·盖尔斯敦也提到了民主的限制问题，但他的论证另辟蹊径。在《自由多元主义》一书中，盖尔斯敦论述了价值多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由国家中，由于利益的充分分化、价值取向的不一和政治国家对人们价值选择的尊重，价值多元主义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善”或“价值”。这些性质不同的“善”或“价值”对于社会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因而在各种“善”或“价值”之间不可能完全划分出“等级秩序”或者说做出一种“字典式排序”来。[5](P41)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价值多元主义，我们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不存在哪一种价值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合理优先权”，[6](P107)民主也不例外，民主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拥有无需审查且不证自明的优先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的价值就构成对民主的限制，这些价值包括：真理和自由。[7](P108)自由在这里再一次成为对民主的限制。
因此，以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天赋权利——少数人和多数人在自然及法定的自由和权利面前是平等的，来对抗暴政——“代理人的暴政”或“多数人的暴政”，成为最现实也是最为牢靠的选择。
对于公民的自由，必须加以严格的保护，它是约束民主的权力无限膨胀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密尔论述的目的之一。对自由保护原则——法不禁止即为自由——的确定，就是对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划定的界限。而对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建基于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防范之上。因为不管是“代理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都是权力——以大多数民众的名义行使的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也是对于民主过于信任不加防范的结果。所以，无论“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与“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是如何的一致，也即无论采用了怎样的民主形式，我们都必须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这源于权力本身具有腐败和扩张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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