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李红军(2)
1、第三人善意的推定不同；
根据《合同法》第50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表见代表制度下，法律推定第三人善意，推定第三人不知晓法定代表人越权。所以作此种认定，乃是基于法定代表人系法人的代表人，其行为基于代表人的身份和职务产生，具有稳定性和经常性，第三人应信赖其拥有当然的代表权，这也是设计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当然要求，“在与法人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要求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进行审查既不可能，又不切实际”[3]，势必将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也吞噬了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功能。
在表见代理制度下，法律未作此种推定，表现于《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此种规定的理由在于，代理人与法人非经常性的委托关系，理人在进行代理活动时，除要表明其身份外，还应表彰其代理权范围，于第三人而言，不可能信赖代理人拥有当然的代理权，必须要求其提供法人之授权委托证明，审查其代理权限，“若不如此，则其本身具有重大过失”[4]，而非善意。
2、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
基于对第三人善意的推定不同，表见代表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有明显的不同，在表见代表制度下，公司若主张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应对此负举证责任，而免除了第三人对自己的“不知”的负举证责任；在表见代理制度下，第三人必须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举证。
显然，在表见代表制度下，法律为第三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保护，第三人受到善意推定的保护，承担较低的举证责任。
3、适用范围不同；
于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的情况下，表见代表制度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形，而表见代理适用于公司代理人越权的情形。
三、法定代表人越权与表见代表制度的适用
尽管对法定代表人越权应适用表见代表制度，论者间并无太大争议[5]，但针对法定代表人越权的具体行为类型，由于《合同法》第50条对“权限”一词的规定不明，是否应推定第三人善意并当适用表见代表制度，论者间仍有一定的争议。
1、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规定权限从事代表行为，通说认为，第三人应知晓法律，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自无适用表见代表的余地；
2、于法定代表人超越章程的规定从事代表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公司章程的公示性，认为表见代表没有适用的余地，比如张民安教授认为，如果“在公司章程中作了规定，则公司可以以章程规定的公示性对抗第三人，认为第三人因为公司章程的登记而了解公司对董事会权力的限制”[6]。论者还基于《公司法》第6条第3款关于“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清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认为“既然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不仅意味着善意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信赖受到保护，还意味着非善意第三人要受到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对抗”，“包括银行债权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就可自由前往公司登记机关查询”[7]，因此应推定第三人知晓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力的限制，不适用表见代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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