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彩虹——律师的寒冬即将过去/王思鲁(2)
辩护律师相对于被追诉人而言，其特殊职责与专业素养决定了其必须积极主动地为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理力争，而在此过程之中则不免与公诉机关针锋相对，因此容易激起公诉人的敌对情绪，将其视为“为犯罪分子开脱罪名”的“讼棍”，并伺机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对辩护律师为难甚至报复。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失衡这一现象视而不见，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律师辩护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的缺失，使辩护律师在面对直接与国家权力正面交锋这样一种职业安排时心有余悸，难免有所保留。
在法治的孜孜追求之路上，司法实务中对律师的歧视使我们愤慨不已，但这还不是全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1997年修正的《刑法》第306条直接将“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样一把刑罚的利剑悬挂在辩护律师的头顶，刑事辩护无奈地成为了律师业务中的“潘多拉之盒”。
与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形成鲜明对比，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的数量可谓越来越少。据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调查，目前中国有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介入。刑事辩护在今天无疑走入了低谷，而风险二字更是与刑事辩护业务紧密相连。据《法制日报》公布的数据统计，就在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即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有80％由司法机关“送入看守所”，但最终又有80％以上被宣判无罪。
各种数据和种种迹象表明，现今我国辩护律师的处境可谓险象环生，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在缺乏律师辩护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辩护律师借以行使辩护职能的一些合法权利形同虚设，而一些公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也因此得以人为地曲解有关条款，将此作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依据。在我国，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如此之恶劣，无怪乎有同行感叹：“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
To be or not to be？莎翁这一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被经典地呈现于中国刑辩律师面前。但令人遗憾的是，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选择，更多的却是对现行刑事辩护体制框架中律师尴尬地位的无奈。诉讼，这一律师职业的传统主旋律，无疑是律师尽情施展其才华的主要舞台。而刑事诉讼这样一场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抗，缺少了辩护律师的参与，则随时可能演变成法庭上国家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弱肉强食”式的不均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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