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在产品责任法律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马东晓(6)
其次，大陆法系以填平原则下的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赔偿。以产品责任案件为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两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损害，精神、情感损害实际上根本无法回复，而代之以金钱赔偿又难以考虑物价上涨，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丧失、机会的剥夺以及预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无法充分地用金钱来赔偿。更何况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还有维权的成本和花费。在我国现行民法对于受害人的律师费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况下，所谓全部赔偿更是一句空话。
另外，大陆法系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管理社会的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证、起诉的讼累，但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受害人投诉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构成社会普遍性的侵害，因此，执法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执法机关还存在着执法冲突，职责不清等问题。而要求执法机关监管产品责任案件，查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必然引发各行政机关增加人员编制，强化执法权限的要求，进而导致行政资源大量被占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中已经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还有利于企业自觉执行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企业迟迟不愿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损害赔偿额的规定过低，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费用，这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车产品责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想见，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惩罚，这样也就实现了使企业主动在生产和销售中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保护。
最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与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贸易频繁，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在美国产生损害赔偿，依例会遭受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制裁；而相反的情况下，美国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引起损害赔偿，中国消费者却只能获得补偿性损害赔偿金，这显然不符合对等原则，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就典型地揭示了该问题。在该事件中，同为东芝产品的用户，以同样的价格购买了东芝产品，中国消费者的权利却要低于美国消费者的权利。法律制度的不同，造成了消费权利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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