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美法官文化及其启示/高军(5)
三、英美法官文化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1.法官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对司法的角色定位。英美法系法官文化之所为形成，这与西方文化中司法的社会性的角色定位的传统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化中，司法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是判断权，法官依照法律规则对法律争议的辨别、选择与断定，而这种判断权从属性上来讲则是属于社会的，它来源于公众的合意。在古希腊罗马，司法权大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纪，司法权由教会行使或商人行使或自由民组成的法庭行使。即使是领主法庭，其真正行使司法权的也不是领主而是全体自由民。[41]司法的社会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体现得更为直接，例如，英美法系一直保留了“同类人审判”的陪审团制度，以及法官处于消极、中立地位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因此，学者认为，从司法权的归属来看，司法权是社会权力，或主要属社会权力。[42]“在国家、公民和社会三者利害关系中，法官代表的是社会，任务是平衡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43]
但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司法权被定位为国家性一元属性，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是难觅踪迹的。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未形成独立的司法官文化，相反，司法与行政不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是最高的统治者控制着一切权力，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 [44]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司法实践中，儒家官僚兼任的法官奉行“实质性思维”，采取的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导致司法无法独立于行政。[45]近代中国，司法独立曾一度开展，但并未取得实质效果。[4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期以来，司法一直被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改革开放后，司法又被赋予了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任务，司法被赋予的只是工具性价值，司法缺乏独立性，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直到今天，法科毕业生进法院的前提是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基于此定位，诸如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官错案追究制、法官等级制、主审法官制度等一些不符合司法本质属性要求的做法遂大行其道。这种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当前，司法改革正在展开，法官文化建设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对司法权的定位还主要局限于国家性一元论，当前的法官文化建设只能围绕一些诸如“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大而空泛的目标进行，无法体现司法权本质的属性。因此，笔者认为，法官文化建设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突破司法权国家性一元论的定位，在坚持司法权国家性的同时，承认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法官文化建设应当围绕更能区别于立法、行政权力，体现司法权居中裁判本质属性的司法权的社会属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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