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孙开炎(5)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总共16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