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孙开炎(7)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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