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兼对刑事诉讼法中与无罪推定相抵触的条款提出修改意见/李真(5)
四、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设想
首先，针对立法的不足，可以考虑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且生效，都应视为无罪”。此种表达方式，更充分地体现了“无罪推定”的思想，这也与绝大多数国家以及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表述方式相一致，如法国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告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其次，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沉默权。无罪推定是沉默权的逻辑基础和法律依据，沉默权是由无罪推定原则推导出来的，即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这一假定出发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并进而引申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陈述的权利，而无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律上的本质。它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消除对被追诉人“先入为主”判定其有罪的思想，不得将案件侦破的突破口首要选择放在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沉默权最早渊源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诸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沉默权以法律条文出现，在加强控方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有助于抑制警方的暴力、制约强大的警察权。而我国还没有引入沉默权的规定。我认为，既要引入沉默权，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如实供述义务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和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诉的过分依赖心理，而这种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已经逐渐不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函的需要，应当逐步向“允许保持沉默，主动坦白从宽”的政策方向发展。其次，各国立法通则和国际公约普遍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当然也要引入沉默权。但在引入沉默权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并参照外国有关此类限制的做法，吸收合理内容，使之在扬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还能促使办案人员提高侦查素质，使他们将办案的重点转移到查证、取证、举证上来；同时，对确属愿意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的犯罪嫌疑人，仍给予法定的从宽出路。两者结合，既尊重了相关国际文件的准则，也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内在精神。
第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所谓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般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根据。也即是司法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方式（如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所取得的证据，应认定为无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实现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从而更好地完善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平等对抗这一目标。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遏止刑讯逼供的最好措施。其确立意味着侦察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程序进行取证，不得凭借其强大的自然优势肆意践踏和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这一结果责任的风险。为了防止公安司法机关非法取证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发生，更好地保障公民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就必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这一道“安全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首要措施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一途径要求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当被告人或法院对控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疑义时，控诉方必须承担证明其证据系合法采集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提出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证据采集手段的合法性，法院就可以推定其证据为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另一方面是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监督。2003年6月，海淀公安分局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合作，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讯问时律师在场进行了历时7个月的试验和理论调研，成效颇为显著，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律师在场对规范民警依法办案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二是律师在场对提高民警讯问水平和办案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律师在场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恐慌心理，杜绝发生刑讯逼供，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四是律师在场同样起到对民警文明执法的保护作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为逃避打击而诬陷民警和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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