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诉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徐艳(2)
3、乡土社会的人情特质是刑事和解的现实基础
聚族而居、熟人社区是中国乡村的主要社会组织模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的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熟人之间或者邻里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不愿因此而结怨，刑事和解就为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机会，可以不通过激烈的对抗，以缓和的方式恢复受损的关系，这不但有利于监督犯罪人的改造，也缓和了两家人的关系，赔偿到位率也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4年代初就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系统的调解(和解)制度，有理论有实践，有专门的法律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已将调解与民事调解一并纳入法律规范。
二、 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1、 和谐社会呼唤刑事和解
当今刑法发展趋势，"就国际社会的情况而言，学者、专家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人类刑法的发展史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在向第四个阶段过渡。第一阶段是中世纪以前，以死刑及肉刑为主。第二阶段是十六世纪以后，过渡到一种以监禁刑为主的刑法阶段。第三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刑法开始过渡到一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第四阶段是以调解、和解、赔偿等措施为主的一种恢复性司法阶段"。 这区别于报应性司法，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公正、妥善地处理犯罪案件，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面。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对犯罪的态度，如何对犯罪进行科学分类，以保证公正合理地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当前贯彻轻缓刑事政策，追求超越表面直达深层社会和谐的价值指针，理应成为刑事诉讼、执行及其立法的时代性标志，也正如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所述："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当事人之间双方都能接受法院和相关部门的处理，也使得他的社会效果更好，包括社会的接受度也更多。一方面要坚持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不能单纯以社会公正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结合其他多元的价值，综合起来，这样使得我们的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并强调"过去我们强调定罪量刑之前要把事实搞清楚，事实搞清楚之后，按照法律规定，按照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两原则来进行公正的处罚。应该说这个基本原则体现司法公正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现在刑事和解就把公正价值同其他价值结合起来，同效率、同社会接受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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