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宰场案的负面影响（修订版）/宋飞译(5)
译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曾在法律图书馆网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的较量-兼论德治》、《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试论国有资产流失与法律规制》、《周枏与<罗马法原论>》、《盖尤斯与<法学阶梯>》；译作《中国传统哲学与争端解决》、《美国诉微软案》。
在网上找到的有关屠宰场案的其他介绍，简单整理，以供补充，欢迎大家对译文批准指正！：
1、在“屠宰场案” 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完全拒绝这样的理解，“那里提到的宪法条款（宪法4条2款）并没有创设所谓的州公民权的特权和豁免权。该条款并没有向州公民提供任何他们声称运用的特权与豁免权的保护，它也没有表示要控制州政府对自己公民拥有的权利”。“它的唯一目的是向各州宣布，无论其向本州公民授予、创设权利还是对本州公民运用这些权利加以限制、限定和规制，该州对处于其管辖之下的他州公民的权利予以衡量时，应一视同仁，不得损益”。参见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 36，77 (1872)。
2、援引特权或豁免权条款有着更深远的影响。正如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在其异议中所说，赛恩斯案判决“把新的生命注入到了以前休眠的”特权或豁免条款中去，366 而该条款已被最高法院在屠宰场案判决367中的解释搞得奄奄一息。
注：366、18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屠宰场案中支持路易斯安那州对屠宰行业进行管制的立法。由于法院对这一案件中援引的特权或豁免权条款的解释有问题，因此一直以来，该案在美国司法界颇受非议。
3、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从1865年到1937年的“最高法院革命”），面临的主要是由发展提出的挑战，因为所谓工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核心为垄断问题。这一问题虽然集中，但是涉及的层面很广：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四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之不公。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围绕“垄断”问题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意义也更为重大，在推进经济文明方面尤为明显。仅举几例：在1873年“屠宰场案”以及1887年“芒恩案”审理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尔德建立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理论，强调在每个美国公民享有的特权中包含着一项为了谋生而追求合法工作机会的权利，丰富了第五条宪法修正案所提出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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