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修订稿)/宋飞(2)
巴托鲁斯（1314—1357），14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人称“国际私法之父”，以提出著名的“法则区别说”而闻名于世。在国际法领域，巴托鲁斯对罗马法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但凡代表主权的国王基于某种认识而为某一行为，他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代表主权的统治者自己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并论述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享有所有权或主权的思想。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1483—1546），西班牙学者，国际法方面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国际法曾祖父”。维多利亚主张，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尽管维多利亚承认君主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代表，但是他认为君主的战争行动还是应当有所限制。他给国际法（当时的用语是“万国法”jus gentium）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国际法就是“自然理性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的法”。“国际法”这一表述当然具有罗马万民法（jus gentium）的意涵；但是万民法在罗马抑或中世纪的世俗法学家那里，都并不具有今天的含义。这种把旧有语词用于新用途的做法表征了现代含义上的国际法概念是如何渐进地，起初只是半有意识地出现的。当维多利亚论述说旅行、和平贸易及定居的权利（他所指的是西班牙人的权利）是万民法的一部分时，他显然指的是：在全体人类看来，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他论述说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土地拥有不动产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不受皇帝和教皇的支配也不能被剥夺，即便他们不信仰抑或拒绝倾听基督教的布道；他们和基督教信徒一样拥有自己合法的君主；他们不应被视为原初有罪而受到处罚；只有在具备正当情由时，才能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在这些论述中，他显然陈述了其他国家必须尊重的国家权利。在将上述结论引入万民法的过程中，维多利亚将万民法推展到了远远逾越其传统界限的的领域。在其1532年的演讲中，他还运用了jus intergentes这一新词；进而言之，尽管这未必是指“规制各国关系的法律”（更有可能的是它不过是指“规制各民族的法律”），但他对这一较新的概念边界的探索使他位列国际法之父之一，无论如何，他是格老秀斯之前的重要先驱者。
德国法学家布鲁努斯在他于1548年出版的《外交官论》一书中，专门就外交使节的权利义务作了阐述。1564年，西班牙教会神学家瓦斯奎兹开始设想在一批自由国家中通过“自然法和万民法”（jus naturale et gentium）来规范彼此的相互权利，而不是由帝国的或教会的某个世界性权威来作出规定。1576年，法国法学家让.布丹在《国家论》（六卷）中首次提出“主权”（sovereignty）这一法学概念。他根据当时法国君主－主权－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现状，认为主权即“不受法律限制、对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永恒的、不能转让的，且不受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只受神法（即上帝之法）、自然法及万国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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