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刘红军(2)
变法已成定局，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国，寻求良策。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以求找到维系清政府集权统治的良方。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在1905年4月24日《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指出：“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绎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1]由此可见，清政府选择了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突破口的变法自强。
二、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钵、尚其亨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一路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一路赴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1907年，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但是以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目的的清末法律改革为什么没有直接效法英美而是钟情于日本呢?
（一）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
从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后的结论即刻明白，五大臣评价和取法西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择各国政治之中与中国政体相宜者”，即以当时中国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政体作为评价西法的标准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的依据。戴鸿慈、端方考察美国后认为“美国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2]348载泽对英国考察后认为英国国王权力很小，行政权也归内阁所有，“英皇无形之影力”，且“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严密”，故结论为“自非中国政体所宜”。[2]349（载泽、戴鸿慈考察日本后认为，“政柄操于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2]347（大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这与清政府不谋而合。戴鸿慈考察德国后认为德国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与中国最相似。在五大臣考察列强后，清政府出于保留封建君权的目的，做出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决定。清政府希望用皇权的意志和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革和重组，运用列强先进的法制武器来巩固统治。
(二)日本胜利的巨大诱惑
除了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外，日本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两次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大大地刺激了国人。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弱国，与西方列强交战还是战败国。但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崛起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和国内的知识界，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自然成了同样急于摆脱尴尬地位的中国人效仿的对象。“甲午一战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其原因一是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为中国的藩属国，近代以来也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经过明治维新后其国力大增，不得不让清廷刮目相看……于是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青年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欲借鉴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3]“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4]袁世凯等都认为取法日本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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