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刘红军(3)
(三)经济成本的原因
清末的财政状况非常吃紧，而战败赔款更是雪上加霜，贫穷的财政使得花在变法上的钱也是少之又少。由于地域较近，效法方便，晚清直隶籍重臣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里讲的十分明白：路近省费，易考察；文字、风俗相近，易懂和易仿行。在经济成本的影响下，张之洞，沈家本，袁世凯等朝廷大员都大力推动赴日留学，赴日留学与日剧增。中国官民对日本的游历和考察形成了留学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游学以考察与听课相结合的相对固定模式。据统计，晚清数年间直隶地区赴日游学和游历两项人数总和累计达数千人之多，[5]由此可见留日之甚。
日本教习的较低薪水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派员赴日研习之外，清政府还直接从日本聘请教习赴华任教。同英美等国家的教习相比，除少数名教习以外，日本教习的薪水较低，这使得清政府更愿意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根据日本外务省在明治四十二年所编的《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月薪高于300元的日本教习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而欧美教习的月薪普遍在300元以上。[6]
(四)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
清末刑律改革过程中，外国刑法书籍翻译工作一直是修订法律馆的重要内容，但精通外文人才紧缺。如同梁启超所言：“日文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7]沈家本也说“各国法学各自为书，浩如烟海，译才难得，吾国中不多见”，“日本则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译和文非若西文之难也”。[8]从开馆译书到改革停止，据粗略统计，大约共翻译了103种法律书籍，其中日本占38种。大量日本刑法书籍的传人和发行，不仅清朝立法者懂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刑法，而且社会各界也了解了中西刑法，有利于缓解刑律改革的社会阻力，扩大了社会影响，对修订刑律是一种大促进。正如沈家本所说：“夫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1]2153这样，由于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日本就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法的最主要的国家。
(五)日本政府的推动
由于日本与我国同种，与我国民交往时排斥较小，也无宗教信仰的冲突，加之日本与我国国情相近，民俗相仿，日文也与中文相通较多，比西文易学，故甲午战争后我国人民在渴望变法救国的大环境下都愿意向日本学习。
日本政府出于削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9]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就这样，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效法日本的浪潮。据学者统计清末民初留日的法政学生总数大致在4000人左右，可见当时取法日本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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