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王晓楠(3)
有一点需要详加说明，现代刑法强调人权保障功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不再强调是因为刑法本来存在的价值更多的就是倾向于社会保障，因此没有强调的必要，试想一个已经不平衡的天平再在重的那一头加上砝码显然不合理。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刑法的合理的价值内核，刑法依然在调整人的行为的时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是平行存在的，最起码在司法的时候并没有原则要求刑法作为民法和行政法的后备之选。一个行为在符合现行刑法评价的时候，而对之放任，是一种司法上的不作为。许霆的取款行为，从171次的取款次数来看，主观上的恶性已经表露无疑；取款数额达到17.5万，数额已经达到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许霆在时候还携款潜逃增加了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成本，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社会危害性并不是证明行为是犯罪的充要条件，因为还需要满足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更何况我国在97刑法之中已经明确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这些将是后面准备展开的内容，但是笔者对于许霆案件定性的第一次选择倾向于用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评价。
（二）此罪与彼罪之间的选择
完成了罪与非罪的认定只是初步的工作，接下来要分析许霆的行为符合哪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如果不能够完成这一部分的证明那么根据我国已经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关于罪与非罪的选择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笔者支持上面第四种观点：许霆的恶意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罪。关于许霆行为能否认定为盗窃罪主要存在着两个争议点首先是客观上许霆的行为有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个是本案的疑点，在本案中许霆用本人合法有效的银行卡进行操作，由于ATM机的故障每次取款1000元在银行卡上只减少1元，有种观点认为这把开门的钥匙是合法有效的，许霆本人并没有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来取得ATM机中的钱款，在我国合法有效的个人银行卡可以与个人信息对应起来，这样许霆每一次取款的行为都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存在秘密窃取的问题。这个就是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传统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现在一些犯罪行为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来实施一些传统的犯罪由于新的手段的加入对司法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情形总是层出不穷，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此无能为力，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变化，传统理论的理论可能没有列举完所有的形式但是它却详尽的阐述了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些不变的本质成为我们应对各种情况的标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件。刑法中所评价的秘密窃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客观情形，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是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认识相一致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躲避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盗窃案件都不会被侦破），很大程度上盗窃罪中犯罪行为人的秘密窃取不能够排除行为人自认为使秘密的情况——掩耳盗铃也是“盗”。我国的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采取秘密的、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晓的方法将财物取走，不管第三者是否知晓，也不问行为人是否已为第三者知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许霆利用ATM机的错误，虽然这个时候用的是自己的银行卡但是操作的指向却不再是自己的钱款，由此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其次许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连续操作171次再加上携款逃走的行为使得许霆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述第三种观点许霆的行为似乎还牵涉了另外一个罪名——侵占罪。比较盗窃罪和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盗窃罪，因为侵占罪所涉及的侵占对象有着严格的法定限制：保管物、遗忘物、埋藏物。ATM机中的钱款怎么样也算不上遗忘物和埋藏物，许霆本人称自己是出于保管的目的。虽然许霆和银行之间不存在保管协议，但是如果事实上许霆履行了保管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其行为认定为一种保管行为。那么加上不归还的举动，许霆的行为似乎也很合乎侵占罪的规定，但是关于侵占行为与盗窃行为有着一个天然的界限是我们所不能混淆的。不同于盗窃行为，侵占行为获得财物是被动的，是守株待兔式的，连续操作171次，无论是遗忘物和埋藏物都是很渺小的几率，而对于保管物来说，主动要求保管财务然后占为己有171次之多，这种行为的评价更应该是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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