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用信息的范畴/罗亚海(3)
（二）约定的采集
比较来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个人信用信息使用的范围有些过于狭窄, 只能用于贷款申请、贷记卡申请、担保和贷后风险管理。使用范围过窄虽然便于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的控制, 但不利于信用信息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 造成资源的浪费, 降低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白云：《论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过程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页。]所以，除了法定的信息范畴之外，根据当事人约定的某些事项，可以成为法律规定之外的可以采集的信息。但是“如果把自由理解成绝对排除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一种完全的独立，那末，我要说这种自由就会成为完全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象草木一样孤独地生活着：这样，也就不再会有社会。”[ [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9页。]这些信息成为征信信息应该坚持这样的标准：信息主体在发生相对法律行为时候对一些信息保护权的放弃声明，该信息对征信风险抗辩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以此被法律关系一方采集而成为个人的征信信息。约定取得信息也不是只要有约定就一定成为征信信息，也不能因为某个主体的声明放弃就使得相同情形或者相同法律关系的情形信息都当作个人的征信信息，约定的信息在表现形态上是因个体不通而相互区别的。具体归纳约定信息采集程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第一，本人授权。第二，许可目的。第三，本人授权与许可目的相结合。”[ 张有容《浅议征信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保护》载《青海金融》，2007年12期，第32页。]尽快建立个人约定征信信息评估及披露的标准和规范模式，完善各家商业银行和个人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标准，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进一步合理、完备，促进各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估标准化和制度化，客观地反映出个人信用的真实情况，促进更多的个人约定信用信息进入征信体系。
（三）不能声明放弃的隐私信息不能采集
在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也应该为保护个人隐私权留下足够的空间，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权为代价，隐私权和征信权应该同时构成个人信用法律机制的两个基础，如果只强调信息公开，不顾及信息保密，或者只强调使用，不注意保护措施，都会伤害信息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并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败坏当事人的信誉和公众形象。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即从合理配置资源和信息对称才能有效避免风险的经济学角度讲，信息应当是透明的；但从法律和人权角度讲，又需要隐蔽。 所以，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是征信制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独处权的保护上，而应该朝着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向发展。隐私权已经从传统的“个人生活安宁不受干扰”的消极权利演变为现代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信息隐私权”。 本文认为，隐私权表现为个人对私人事务和私人信息的控制力上，个人信息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自身可识别信息的控制权。考虑到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泛滥，可能威胁到个人自由，许多国家专门制定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规范。1967年，美国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1970年，美国制定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对征信活动进行专门规制；1974年，美国制定《隐私权法》，规定了对政府机构收集的资料中的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保护；同年通过的《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法》限制披露计算机存储的教育记录；1980年，美国通过《金融隐私权法》，规定政府机构不得获取私人部门所收集和持有的个人财务信息。德国于1970年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的对象限于政府机关；1977年制定了《联邦信息保护法》将规制对象扩大到私营的信息机关。在英国，1972年，杨格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确立了10项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影响体现在其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中。澳大利亚于1988年制定了《联邦隐私权法》；后来又于199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规定了信息隐私权保护的11条原则。中国征信制度的建设上，也应该剥离出严格的隐私信息，排除在个人征信信息的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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