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征信信息采集的法律思考/罗亚海(2)
3、征信信息适用的相对性
征信信息的相对性是指征信信息主要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征信信息关联的当事人一方能基于风险对抗要求而援引抗辩，从主体方面看相对性，是指征信信息的适用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风险抗辩的情形下才能得以适用因为“每一个人均有不受旁人干扰的权利”；[ 彭礼堂,饶传平《网络隐私权的属性：从传统人格权到资讯自决权》载《法学评论》 2006年第1期，第59页。]从内容的角度看，是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外，只有相对法律关系当事人才能享有适用征信信息对抗的权利义务，除此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的信息就可以看出，其目的是防范和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从该目的性可以看出，个人信用信息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于界定商业银行风险和个人信用之间的问题，该问题就是一个私权范畴的问题，说的明确一点，该办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界定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之间的风险分配问题，所以该问题的界定只能限制在私权领域。因此在适用上要有相对性，不能进行无限制的扩大适用，只能在特定的抗辩理由出现时，才能援引，诸如需要根据当事人的信用状况来决定是否授信，根据个人信誉做出对自己的与相对人现关联的抗辩适用。而不能够将个人信誉信息适用于非相对事项。
二、个人征信信息适用的法学审视
（一）征信信息的采集必须建构合理的采集模式
建立个人征信系统的核心环节是采集分散的个人信用信息和提供高质量的增值服务。根据信用信息征集的方式不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有三种方式：一是完全由政府操作；二是完全由市场操作；三是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是采用第二种方式，但在在中国信用意识相对低下、信用数据分散的国家，由市场来操纵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这就产生了政府支持的要求，诸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信用体系建立的背后都有有政府的介入。在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专门的执法机构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将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必将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信用中介机构将从中受益，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因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才不会破坏现有公平的市场竞争格局，尺度是必须把握的问题否则只能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而已,第一种情况采取政府模式的话,缺乏操作的基础,很多的,政府虽然拥有公权力,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信用意识低下、信用数据分散的国家，由市场来操纵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这就产生了政府支持的要求。在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专门的执法机构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将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必将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信用中介机构将从中受益，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即使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个人征信信息，如果将信息免费提供给银行系统适用，这样是有问题的，这时候的征信信息应该是国有财产，提供给某个或者某些利益群体使用，是违背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的。如果收费使用，但是在收费和银行的收益之间就会有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将会导致征信体系在某个方面的实效或者说成为摆设。因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才不会破坏现有公平的市场竞争格局，必须取得一个平衡，在这种权衡中,只能坚持市场操作模式,也就是要限制在私权抗辩的范畴.当然，这样的体制会导致征信信息的采集中存在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是理由，征信信息的使用就是银行在能够合法得到的信息抗辩，在征信信息的采集中并不能够要求理想化的全面，因为在实践的层面，即使部分的征信信息也能成为抗辩的有效工具。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的信息就可以看出，其目的是防范和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真正的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发挥中国人民银行在个人征信信息中的作用，但同时，信息的采集必须要着眼市场的需要，在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方式只能是权宜之计，合理的选择采集模式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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