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暴力犯罪问题初探/韦群林(4)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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