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李长健(2)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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