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法官权利保障制度是完善司法廉洁机制的重要途径/胡冬梅(2)
法官履行职务的人身保障，关系到国家司法职能的正常开展，如果法官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司法权威？依法治国的方略又怎能落实？因此，对法官权益的保护要前置，不能搞事后保障。
（二）法官的经济收入不高。
目前，法官的经济收入等同于政府行政官员，甚至比某些行政部门还要低，如财政、税务、国土等部门，这与其从事的审判职业的高难度性、高危险性不相吻合。我国法官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经济收入差距更为悬殊。
在法官的物质保障方面，我国《法官法》专设“工资保险福利”一章，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法官法》第36条到38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由国家规定，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事实上，这些“国家规定”未完全出台（除从2007年下半年起实行的法官津贴外）。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增资制度仍然套用行政职级，这不太符合现代国家法官高薪制的趋势，不利于廉洁勤政、秉公执法和吸引人才、稳定法官队伍，也不能完善司法廉洁机制。
法院的办案经费的多寡，也直接影响法官的收入。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基层法院，其办案经费难以列入财政预算，即使列入了也难以保证。法院的经费都保障不了，法官的收入也自然受到影响。在发达地区，法官的工资待遇也不是最高。
(三)法官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如《法官法》第8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这是我国司法制度水平的提升。但总的来说，它仍不够成熟和完善，法官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比如，我国法官的选拔任用标准同于一般行政人员，这不符合法官职业的特殊性需要；免除、辞退法官的事由过于宽泛，实际操作性不强。再如《法官法》规定，各级法院院长由本级人大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就给某些个人干预法院审判开了方便之门。法官在任期间非经本人同意和法定程序被转调其他工作屡见不鲜。在《法官法》中，有多处“由国家另行规定”或“由有关部门制定”的条款，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有关法官职业保障的配套规定并未出台。《法官法》的一些规定也过于原则，例如“法官有权提出控告”，但行使控告权的主体和受理机关作出决定的程序、期限以及作出决定后的救济等配套内容未进一步细化。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一直是采取行政化管理，法官等同于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干部，在录用上，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在级别上，套用行政级别，该模式现在仍在影响法官的权利、薪俸、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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