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位犯罪基本问题的探讨/路荣臻(4)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包括“机关”。所谓机关，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等等；从狭义上讲，机关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刑法规定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机关，并未明确是指广义的机关还是狭义的机关。在刑法修改乃至目前的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机关到底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争论。肯定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国家机关如果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同样应受到法律制裁，不应享有任何特殊。而国家机关也会因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增强其威信。否定说则认为，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有损国家机关的威信，对其惩罚无疑是国家的自我惩罚。
笔者认为，把国家机关列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不妥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首先，从立法背景来看，我国原是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家机关经商或以其他方式介入经济领域、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造成国家机关参与犯罪现象的存在。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97年修改以前的刑法中尚无确认单位犯罪的规定。自80年代起，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走向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各司其职，这使得国家机关涉足经济领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乃至消灭，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一项渐趋消亡的事物，却在立法上将其确立为构成犯罪的主体，这种立法的迟缓和不科学有碍国家机关自身职能的发挥。其次，从国家机关职能而言，将国家机关确立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殊有不当。将代表国家行使特定职能的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于情理、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机关的职能是依法对国家行使管理，其利益即是国家的利益，所以，所谓国家机关的犯罪，实质上只是某些机关领导人为了政治目的或经济上的不当得利的自然人犯罪。因为，这只能是某个人的犯罪恶意，而不能上升为国家机关的犯罪恶意。再次，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刑种，只规定了罚金刑。只有犯罪单位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其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受罚金刑时，才能显示出刑法对单位犯罪进行处罚的惩治效果和教育、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国家机关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所有的财产，其资金费用均来自国库，是国家财政拨款，这在刑罚执行上存在大大的疑问，罚得再多也是左边口袋送到右边口袋，无实际处罚意义。今天罚他20万，他明天向国家财政开口要25万，因为，他除了要补回被罚掉的财产外，还会要求因此而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这无疑造成国家对自己的惩罚。从司法实践看，我国从1987年公布实施的《海关法》确立国家机关为犯罪主体以来，已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机关涉及犯罪案件。如丹东汽车走私案、泰安走私案等。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件是按单位犯罪案件处理，而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决非偶然，这反映了国家机关在单位犯罪中作为主体的不可操作性及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能否作为犯罪主体的困惑与怀疑。与其在怀疑和困惑中尴尬地保留不可行的东西，不如顺其自然，将国家机关从单位犯罪主体中剥离，以正其位。最后，我国刑法典使用机关这一“字样”的目的，也没有把某种国家机关排除在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或一级的国家机关，只要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都应当受到惩罚。那么，如立法机关，这在实践中又有谁能立其为犯罪主体呢？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了除国家外，法人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的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是值得深思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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