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散论/徐琳(4)
监督虽然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诞生的，但从此以后就永远都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废弃。不论今后是否有阶级（即使没有阶级，阶层也还是会长期存在的，即使阶层的差别不大，个人利益也总是会有的，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可能人均一份的），人类只要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就必然有社会分工、有社会契约，就必然需要监督。
有人可能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人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就不需要监督了。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或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也还是要继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的思想觉悟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判定准确的，即使是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只能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总体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具体到某一个人，是很难完全准确地判定其思想觉悟程度的，谁能保证某一个具体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社会契约、侵害社会或他人的利益？何况，人类是不断地更新换代的，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即使是采用最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也难以保证对每一个人的培养教育都能够象机器生产的产品那样全部都相差甚微。只要有一个不遵守法规的人，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监督方法、手段没有监督意识的社会里。所以，监督是永远需要的。
因此，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并不仅仅是在于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反映在监督方法、手段的进步上面。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不仅能够提高监督的效能，更能促进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提高并使之保持稳定。
当人类社会的监督方法、手段足够先进、监督体制很健全的时候，那些有可能违法犯罪的人都明白到违法犯罪的事不可能做成功或者做了后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那么他就不会去做，就不得不循规蹈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很高”的表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表象，乃是不排除有些人会有违法犯罪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不敢做而已。尽管那只是表象，但其实它是较为稳固的，因为它是靠监督体制、方法、手段来保证的。只要这种监督体制、方法、手段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一直都令他感觉到“不可能做成、做了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 他就不得不继续维持着这种高尚的表象。（如果越轨的事能够做得到，做了后不一定会被发现甚至很难发现或者难以及时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严厉制裁，那么那些表面高尚的人也可能背地里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这种不得已而维持的表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人们形成一种习惯、自觉。同时，由于人格上的需要，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并非被动地这样做，必然会为自己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即寻求一种理论上的说法来表明自己是自觉这么做的，而不是象一个听话的动物那样，或者象一个奴隶那样完全是被迫才那样做。（他们与奴隶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们具有人格上的尊严和更多的行为上的自由。选择这份工作是他们自愿的，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他们可以不干这份工作，干其他事也可以维持一个不算差的生活，而干这份工作则可以相对好一些。）尽管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而形成的理论，但毕竟你不能说一个具体的人他就是不得已而持这种理论，他可以说我原本就是这样的观念，从而保持了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且，这种理论在事实的映衬下，会更深地影响着下一代。这正如下围棋一样，很多下法都是不正确的，但当没有对策对付某种下法的时候，它就能够赢，于是很多人都会走这样的下法。当有对策对付这种下法的时候，人们就不再走这样的下法。当所有错误的下法都有办法对付的时候，人们就只有选择那些稳妥的下法，那些稳妥的下法就成为一种定式，并且这种定式被上升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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