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游伟(4)
（四）贿赂犯罪立法观念趋于理性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行为相对高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设定贿赂行为的犯罪圈，无疑是对刑事立法者智慧的考验。三十年来，在党纪、政纪处分的配合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坚持逐步扩大又谦抑谨慎的态度。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社会初步实现从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的转变，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体现了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我国社会结构三元发展变化的协调与一致。同时，对于贿赂内容是否应当包括非物质性利益、被动型受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行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主观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如何设定等问题，虽然理论界常有扩大犯罪圈的呼声，而且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中也有相应规定，但我国立法者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为所谓“与国际接轨”而贸然修改刑法，将我国贿赂犯罪设定在一个相对收缩的范围之内。
鉴于目前贿赂行为的总体态势与司法状况，我们认为，上述有所扩大但又有所限缩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正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所做的一种选择。刑法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轻易扩大贿赂的内容，将诸内涵十分丰富的所谓“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均予入罪，或者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与行贿罪中的相应要件限制，或者盲目降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则由此造成的结果极有可能与我们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贿赂行为立即大量犯罪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实践中越来越大的“犯罪黑数”，以及更多的法律上的“死的条款”，导致刑法条文虚置，使刑法的打击力量更加软弱无力，反而助长贿赂人员的气焰和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在目前国情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刑法的增量来显著减少贿赂行为的发生率，必须适当收缩刑法规范的范围，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严重的贿赂犯罪，而将其他贿赂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违纪现象，由党纪、政纪或者行政处罚手段去加以调整。
二、事件与争议：贿赂犯罪立法中的典型事例
在我国三十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一些案件曾经引发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激烈争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是非争论，有些绵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还有一些涉及贿赂犯罪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曾引发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现行刑法所吸纳。可以这么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演进的过程与这些重大案件及理论的争论、探讨息息相关，回顾贿赂犯罪立法、司法过程中的这些重要事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贿赂犯罪的立法脉络、看到它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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