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游伟(7)
（三）“廉政账户”制度：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性质界定
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性质，一直是受贿罪认定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前者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个案被查处之前，将贿赂财物退还给原来的行贿单位或者个人；而后者，则大多表现为行为人将贿赂财物上交给有关组织或者各级党的纪委在相关银行设立的“廉政账户”。 2000年1月，在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等多名官员因腐败案被查处后，宁波市纪委在全国较早设立了廉政账户581(谐音“我不要”)。党员干部对于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上缴至该账户。缴款人在填写“现金缴款单”时，可以不署明本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名称。缴款后由银行提供专用账户的“缴款回执”。凡持有该账户“缴款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拒贿。宁波廉政账户出台后，迅速在浙江全省得以推广，江苏、山东、福建、安徽、黑龙江等地也竟相效仿，有的地方还做了一些改进。廉政账户作为反腐败新举措推出之后，一直面临着合法性质疑与合理性争议。成立之初，赞赏者居多，但随着廉政账户在实践中的逐渐推广，又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省纪委在2002年5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全部无条件撤销已经设立的廉政账户，后其他各省市的廉政账户制度亦相继消亡。但在2006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斗争中，颇具争议的廉政账户又“悄悄”地把阵地转向了商业贿赂领域，成了一些省市悬在医卫领域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一把“利剑”
应当说，廉政账户制度本身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中该制度的设计与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对刑事法治的冲击极大。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廉政账户所引发的“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争议一直延续下来。对此，“两高”在2007年7月《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区分两种情形做出了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对于前者之所以不认定受贿，是因为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受贿故意；而后者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态度，于法于理均应依照受贿犯罪定罪处罚。
（四）“性贿赂”之争：贿赂内容的界定与选择
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腐败形式中，涉及权色交易的“性贿赂”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刑法学界就针对性贿赂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进行过讨论。1997年修订刑法时，个别学者再度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立法者考虑到此种行为入罪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冲突较大，也与贿赂犯罪立法的整体设计不相一致，司法操作层面上难度较高，故未加以采纳。由于“性贿赂”的危害巨大，且近几年又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法学界呼吁对性贿赂进行刑法制裁的呼声有日趋强烈之势，并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亦曾两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0年3月，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设立“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3月，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非财物贿赂罪”的议案……综观近年来有关权色交易问题的讨论，对于权色交易在危害后果上与权钱交易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的判断大家并无争议，但对于此类行为是否需要纳入刑法规制，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而基于我国刑事政策和贿赂犯罪整体“计赃论罪”的立法架构，立法者对贿赂内容能否包括性行为等非物质性利益始终持谨慎与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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