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贿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游伟(6)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受贿犯罪案件上的侦查权分工。我们认为，在商业受贿犯罪领域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负责侦查，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端，它不仅会导致因侦查主体不当是否影响证据合法性的争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实行严格区分、分别侦查，势必影响侦查效率。同时，公安机关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侦查能力和技术手段的支撑，而检察机关的力量则相对薄弱，但他们共同面对反侦查能力较强的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有时形成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和差异。这就要求进一步增强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在人、财、物等方面配置更强的资源优势，甚至在侦查权力方面也应作适当的扩大。因此，急需在调整立法的前提下，实现侦查机制上的“一体化”模式。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检警一体化、由检察官指挥侦查工作是近年来诉讼法学者提出的主张，认为在我国现有的“两院一府”体制下，检察机关应当是“法官之前的法官”，应当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由检察官来主导侦查活动。按照这样一种功能划分，那么，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权上的分工就应当由案件范围上的分工转变为侦查程度上的分工：即由公安机关进行专门性调查，查获犯罪；由检察机关为证明犯罪而实施调查取证，即保全证据。检察官主导侦查活动，主要是指在保全证据中起指挥作用，在刑事警察的协助下完成。我们认为，一旦这样一种相对合理的检警关系得以确立，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主导案件（包括各类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就能够保证取证的合法性，比较充分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这样，在整个审判程序中，就由检察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负责，在庭审时，检察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给法庭的证据，在辩方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反驳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可以据此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而且，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辩方也不能单纯以取证的主体不当来否定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为侦查案件范围的分工是追诉机关内部的分工，只要取证手段是合法的，所取得的证据是真实的，那么，作为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可以经过审查而作为起诉的证据来使用。第三，如果认为法院可以因受贿犯罪主体不同而以原来侦查管辖的机关不当为由去否定相关证据的合法、有效，并认定指控罪名不能成立，那么，同样的问题就会出现在我们法院的一、二审之间。例如，一审法院对一起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做出有罪判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被告人的身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只能以普通公司人员的受贿犯罪认定，应当做出变更罪名和调低刑罚处罚档次的改判。但是，如果按照上述证据合法性的审查方法，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侦查工作先前是由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的，而现在法院二审将要改变的犯罪罪名（即公司人员受贿罪）则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那么，二审法院直接改判不就成了确认非法证据的合法、有效了吗？很显然，这种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判断方式是缺乏依据，也是十分荒谬。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