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李飞(5)
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辩护权就是保障人权，辩护制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这就是刑事辩护正当性的价值论基础。
西方学者认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被追诉人，而是国家。因为，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国家权力的暴力性最经常和最容易发作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它可以合法地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弱者，一旦弱者的正当权利不到保障，不但是对弱者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导致公权力的滥用，成为压制公民的合法手段，那么民主与法治的大堤将由此崩塌。因此，刑事法律首先要遏制的是国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通过罪刑法定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二是建立刑事辩护制度，赋予个人对抗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免受国家刑罚权的恣意侵害，促使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刑事辩护的正当性就在于：限制权力不等抵制权力，保障人权不等于放纵犯罪。
因此，律师的辩护行为虽然表面上是直接上体现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但其结果却维护的是整个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违法行为更严重。因为这些违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可见相对公民的犯罪行为，不公正的国家司法行为的危害更大。刑事辩护无疑是防止水源污染的制度之一。在我国，辩护权是一项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这无疑也是刑事辩护正当性的一个注脚。
另外，公、检、法、律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只是各自分工不同。有人将他们比喻为司法体系的四个车轮，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笔者认为：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无非是陈旧、偏狭的观念在立法上的体现。因此，不光是立法者及公、检、法，而且还包括律师本身都应当对辩护制度树立正确的观念。“不放过一个坏人”必须建立在“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基础上，“打击犯罪”的最终目的仍是“保障人权”，无人权保障的打击犯罪，无疑是本末倒置，其结果只能是权力恣意放纵，法律也将成为排斥异己，压制民主的工具。孟德斯鸠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正是刑事辩护制度作一项保障人权、抗制国家权力的民主制度而存在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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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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