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铁三角/刘红军(2)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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