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规则随想/梁栋杰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规则随想/梁栋杰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规则随想

梁栋杰

一、法院调解：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调解”的字面含义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它与裁判、仲裁一并构成纠纷解决的方式。国外称其为“东方经验（Chinese experience）”，并已接纳而广泛发展运用它。早在数千年前，调解就被人们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可见它由来已久。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言：“调解是中国司法传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
一般意义上，可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两大类。诉讼调解就是法院调解，学界对它的理解为：一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各方当事人就所争议的民事权益进行协商的行为，或指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这里的调解被视为法院的一种审判行为。二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由各方当事人经过充分协商与让步，自愿达成权利与义务安排协议，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种诉讼方式。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诉讼方式。三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活动。从上述三种表述可见，其对诉讼调解的论述各有千秋，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诉讼调解的特性。简单地说，诉讼调解就是人民法院主持下的诉讼行为、诉讼方式或诉讼活动。它是法官审判职权的延伸，是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交汇点。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人民法院）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我国的调解制度与当代世界各国发展起来的ADR（美国为主）解决纠纷机制相视，都是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机制。与诉讼调解相比，非诉讼调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都将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以求社会平安和谐。古人云：“气死莫告状，饿死末做贼，怨可解而不可结。”等名言流传至今，体现了非诉讼调解在中国历史河流进程中的盛行与活跃。
非诉讼调解在形式上多样各异，主要有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下人民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边区政府在根据地设立了巡回法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实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同志独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他本人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不论乡间地头和树下炕头、有冤可以诉、有屈可以伸。他总结出“审理案件没有架子、没有官气、询问和气、耐心说服、不敷衍、不拖延、没有‘推事主义’和‘了事主义’作风”的审判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秧歌队的快板剧《赞调解》就歌颂了该制度下实施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优越性。其一度流行很广：调解好，调解好，群众闹纠纷，法官找上门来调。省时、省钱、不跑路，省下时间把生产搞。有理摆在桌面上，法官给咱评公道。有错当众承认了，该怎么处理大家吵。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 在审判活动中坚持了深入实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巡回办案、就地解决、注重调解或调判结合的原则。“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得以肯定的优良司法传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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