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诉交易解析/尹振国

辨诉交易解析/尹振国
辨诉交易解析——兼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尹振国

摘要：辩诉交易的基本价值在于司法公正的有限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实现、司法效率的提高、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冲突的平衡。我国也在考虑移植辩诉交易制度，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基础和运行的条件。我们应待条件成熟时，再移植此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价值；公正；效率；移植
一、引论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该案的基本案情为：被害人王玉杰与被告人孟广虎因争车道而发生争吵，被告人孟广虎及同伙将被害人王玉杰打成重伤。案发后15个月内，因公安机关未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无法判断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为尽快了结此案，经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这一案件的审理在我国刑事司法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一般认为，公共权力领域不适用市场交易规则。否则，官员就可将手中的公共权力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腐败就会而产生。因此，在公共权力领域应当构筑防御工事，禁止市场交易规则的侵人，从而保证公共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和纯洁性。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代表公民运用公共权力追诉犯罪的司法活动，辨诉交易的存在与运用对公共权力领域的非交易性原则提出了严重挑战：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辨诉交易与国家就其罪刑讨价还价。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公正原则岂不会被动摇？
辨诉交易的广泛存在和运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辨诉交易产生地美国，近90％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辨诉交易的方式处理的。“存在即合理”，辨诉交易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或者价值。毫无疑问，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公正的实现是以司法资源的付出作为代价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且，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不能确保所有的案件都能得到侦破、所有的罪犯都能被绳之以法。因此，司法的绝对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司法的相对公正。这正是辨诉交易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辨诉交易的起源和基本内涵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起源于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中就开始使用了。起初的辩诉交易虽然广泛的使用，但基本是偷偷地进行，辨诉交易没有被记录在法院的文件中，没有得到上诉决定或刑事法院法定诉讼条约的认可。20世纪60年代，辩诉交易制度虽然已经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一些法学专家和行业协会也认为取消辩诉交易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其规范化，摆脱隐蔽状态，但是那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确立辩诉交易的合法性。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正式确认了辨诉交易的合法性，并在1974年修订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加以明确规定。自从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合法地位确立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成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方式，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刑事司法中，85%-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所以司法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辩诉交易制度，美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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