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诉交易解析/尹振国(4)
对被害人来说，他们往往关注的是刑事被告人刑罚是否得以实现，而对刑事程序和具体的量刑不太关注。这与社会学法学的正义观相契合：“正义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德行，它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它以为着那样的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质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予满足。”[7]
从本质上来说，犯罪是对社会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侵害。及时对犯罪进行追诉对修补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反之，不能及时对犯罪进行追诉，则会使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的。辨诉交易的运用能够及时地解决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是正义有限实现的一种方式。
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实现
正义分为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手段。理想的刑事诉讼活动的结构是“三角型”的：法院居中，控辨双方处于平等对抗状态。英美法系采“当事人主义”，控辨双方往往处于一种激烈的对抗状态。而中国采“超职权主义”，控辨双方的实力悬殊，控辨双方难以在程序上平等对抗。现代的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而赋予被告人与控诉方就罪刑讨价还价的权利，是程序民主的表现，同时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正如陈光中教授所言：“法院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判决，从而使当事人充分参与了与命运相关的判决的制作过程，其人格尊严和社会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从而使诉讼成为一种理性活动，体现了公正、民主与法制的观念。”
但是正义的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司法实践中，为了追求个案正义，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通过辨诉交易，检察机关获得了追诉犯罪的依据，被告人也免除了讼累，双方达到了“共赢”。
四、司法效率的提高
正义的实现是要付出成本的。《法与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曾就美国1983年政府在司法措施方面的直接开支做过估算，结论是，整个审判的劳动价值是每小时400美元左右。[8]司法效率是指司法资源的投入与获得的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从现实的运作来看，辩诉交易确实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在美国法曹协会（ABA）的年会演说中曾透露：美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系“是基于百分之九十的被告会同意接受辩诉交易，只留下百分之十左右的案件进入审判”为前提，因此，即使稍微降低辩诉交易的比例，也会造成司法体系的巨大冲击——辩诉交易的比例如果降为百分之八十，就须要投入两倍以上的司法资源（包括法官、书记官、法院行政工作人员、法庭、检察官、律师等），才能有效处理。[9]在美国，一个大的刑事案件从调查到审判结束，往往要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费用，政府用于案件调查、诉讼以及为生活困难的被告人指定律师等，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双方可以达成协议，很多诉讼环节的费用都可以免除。在意大利，辨诉交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具体而言，检察官选择辩诉交易减轻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败诉的危险；法院选择辩诉交易使得案件审理由实体审转为程序审，节省了庭审时间，只需查明被告人对交易是否出自本人意愿；被告人选择辩诉交易可使其避免承受较重刑罚的风险，避免旷日持久的精神折磨及经济损失；辩护律师选择辩诉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使其尽快从久拖不决的诉讼中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交易机会，符合律师的职业特征，利于律师职业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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