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专家侵权责任/周大勇(5)
与医师、会计师、设计师等其它行业相比，律师的工作具有更少的规范性和标准化，也没有特定的操作规程或计算标准。而且在实践中，各个律师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其执业经验、智商水平、社会阅历、办事风格甚至当地的法制环境相联系，比如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西部县城的年轻律师在一项外资并购业务中（假设他受当事人委托），提供的服务具备一位北京的资深律师同仁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在国外侵权法中，对于专业人员的责任，常用是否履行“合理谨慎”(reasonably prudent) 作为判断标准，并强调符合通常和习惯(ordinarily and customarily)的要求。 然而，“合理谨慎”的标准过于抽象，而以“通常”和“习惯”的概念因缺少判例支持，在我国以成文法系的审判实践中可操作性非常小。因此要在侵权法中规定专家责任，应结合我国律师业发展和审判实践的实际情况，找到一个容易理解、容易参照执行的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和各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律师行业内部，就一些特殊的服务领域，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特别是在证券、金融领域比较明显。如证监会和司法部共同颁布了《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其中的规定无疑可以作为认定在该专业领域内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人员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的标准。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律师协会在逐渐推进各种类型律师服务的规范化，编制了一些指引性的规范，如《律师承办国有企业改制与相关公司治理业务操作指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这些行业规范或指引仅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没有强制效力，似乎不宜作为确定律师侵权行为的依据。然而，有学者提出，专业人员隶属于具有一定职业水准要求的团体，这些团体为专业人员执业设定准则或守则，以约束共同的执业行为，并稳定团体的职业声誉和水平。因此团体中对专业人员执业的准则或范式的设定，是专业团体对内业工作的普遍应予遵循的规则和标准的科学总结，对专业人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均有意义，若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违反其所在团体制定的执业准则或守则，应当构成“专家”过失。 笔者认为，因对于过错的判断最终由法院作出，如果存在规范性文件的，当然可以由法院根据查证的事实直接适用，而专家团体制定的行业准则或行为范式，也可以作为法院判断事实的依据。但这里的一个前提是，这些规范和指引性文件应当是行业内部公认的，并且，应当是行业内部通过共同认可的程序，比如律师协会章程，制定并且向社会公布的文件，才能作为参考标准。另外，这一类专业规范应当是由国家级的专业团体，比如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或能够代表该专业“平均且正常”的水平，也才对各地的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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