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村民自治若干问题之法律分析/冯兴吾(2)
(二)经济障碍
现行制度下的村民委员会对集体财产履行所有者职能，又对集体财产的管理和集体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决策权。但是，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源自村民的完全自发性组织，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物，因此，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生产合作组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就在所难免了；另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所有权的虚拟性和村民自治权的垄断性，使村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三)政治障碍
由于我国的村民自治体制尚处于发展初期，农村政治化建设还有待完善，因此，因各种权力边界不清而产生的深层次冲突日益明显。政治参与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参与村治权力竞争成员的复杂性，扩大了村民选举过程中的非合法因素。如有的地方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有的大家族，利用家族“多数人”的意愿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非法性地导致了“恶人治村”、“拳头治村”、“宗族势力控制村”等非正常状态。村民自治功能的异化，使得村民自治本来的功能严重萎缩，村民自治由还权于民、村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治制度蜕变为少数人用来谋求私利的渠道。③（程洪宝：《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双面效应》，《武警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65页）
(四)法律障碍
在以家庭宗法为核心的社会里，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而是依据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普遍连带责任。因此，血缘、人情关系排斥了是非、平等，整个社会难以形成一种严谨的法治环境。正是这种亲缘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亲化缘，造成国家不分、公私不明的社会形态，从而塑造并培育了崇尚 人治而漠视法治的意识，并且，仅有的一点法治也没有达到统一，造成法治与民主的分离。所以，在这种法治基础下不牢固且法治与民主不相容的状态下，村民自治显然缺乏必要的保障。目前，我同法制建设的状况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④（宋五一 羊淑蓉 曾鹰：《西部地区村民自治的难点与企盼》，《农民日报》，2008年1月23日，第3版）。
二、中部地区村民自治缺陷分析
(一)、对农村“两委”关系规定不够明确、具体， 影响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是，有的地方村两委会干部素质不高，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置之脑外。有的甚至走向政府的反面，导致乡村富人政治强化、乡村宗族政治强化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58页）。这实际上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容易在农村产生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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