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苏联解体10周年的回顾/张之峰(18)
在国际方面，戈尔巴乔夫以“核时代”为前提，提出“全人类价值优先”这一国际“新思维”的核心命题，以“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他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提出了一个“核时代”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核时代”观。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既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又改变着人类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核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旧思维”，确立“新思维”，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承认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摆脱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否认战争与革命的因果关系，推行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这一“核时代”观也是形成“新思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对此，戈说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导出：“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新思维”渗透和扩展到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的思想理论支柱。1987年，他曾说，“新思维及其人道主义的、全人类的标准和价值正在渗透到各个阶层。”如果说，戈在当政的最初三年间，还是以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为目的，是针对经济停滞局面和存在的“阻碍机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后来要革除的则是他认为的“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专制官僚体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改革的出发点。”在国内问题上，“新思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改革看作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并且，也正是为了适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论观点：
（1） 主张思维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开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议”，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前面已讲到，这里再作些补充。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和分开性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是符合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随后又提出“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是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它可以使我们社会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今天的问题是：要么是民主公，要么是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因此，要提倡“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又认为，“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改革”。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性，必然带来意见多元性，包括指导思想多元化。戈明确表示：“我赞成搞多元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戈主持制定的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说：“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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