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苏联解体10周年的回顾/张之峰(4)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调整政策，纠正失误，在完善、健全新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抓好阶级斗争，为改革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存在上层建筑的“阻碍体制”，并把面临的困难和错误的根源追溯到30年代工，批判的矛头开始转向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模式”。把斯大林模式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那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官僚体制”。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碎这一体制”。这种不分良莠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有阻力。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改掉的是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不是全盘改掉现行的政治体制，用不着“打碎这一体制”。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而是从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出发，来制定他所谓改革“新思维”，实际上把矛头指向苏共各级领导机构。
就这样，从1988年起，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就，思想愈加混乱，便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企图通过削弱党的领导，发展“社会民主”来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政改构想。这个构想，除了“全面民主化”外，主要还包括两条(1)“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说“如果没有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就不能设想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他倡议成立“一系列社会团体”，让他们“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利益和职业利益”，“发挥社会政治积极性”。（2）公开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根本提高苏维埃作为苏联社会政治体制核心”的作用，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的全权中心”；苏共的职能由限于“在理论上制订和修改政治方针”。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看作是三个“革命性倡议”。会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从此“不能通过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此外，会议还决定改革选举制度，建议通过“自由竞选”选举国家权力机构—苏人民代表苏维埃（即议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会上，党内各种观点曾展开激烈交锋，但会议的决定总体上体现了戈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有关改革的一套思想政治路线，把2月全会的政改构想具体化了。这就为形形色色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苏正当舞台上迅速崛起打开了政治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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