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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吴猛
理智与情感1

吴猛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克雷孟梭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中国这几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的失误,当然他是有所特指的。我对这句话的认同来自另一个角度----意识形态语言霸权主义的泛滥。因为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探索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必须战战兢兢地剔除那些我曾经深信不疑的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一些只是中性意义的词语,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被赋予了善恶美丑的意义:例如对英法革命的评价,长久以来的观点都是褒扬法俄式革命,而嘲讽贬低英美式革命。这个例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澄清自己的一些认识误区。

一、 革命还是改良(revolution or reform)
中国人对社会变革的态度颇为暧昧。按理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求静的成分远大于求变的成分。有帝之后的几千年里,统治者所灌输的是愚民思想,老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更亲近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无数人头落地才换来的。远的不说,就近代来说,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人头。人们评价一场社会变革成功的标准似乎更看重的是暴力(当然是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者说,我们对事物的评价总是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反映都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上,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割裂与反差(即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而不是一种历史的上顺承。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总是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这种革命可以是从一个人的从容赴死开始的,苏格拉底的死成全了城邦政治,正是苏格拉底的死,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仇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路径。这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就是他们分歧的漫长注脚。这难道不也是革命吗?
再看英国革命,1649年英国革命的两次内战的确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发生在1688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来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著名的洛克也随之跟进。然后才有了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的争闹,但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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