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内容的勘误和补充/宋飞(3)
《词源》一书问世后，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中，一直是西欧各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学校“七艺”课程的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欧人了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在7世纪，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对于原有的罗马文化、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西欧正处于文化荒芜的“黑暗时代”。在当时，除英伦三岛外，欧洲大陆对希腊、罗马文化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词源》对于西欧人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摆脱愚昧无知，的确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进一步地，由于它汇集了一部分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延续传统文化的作用。这些对于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文化和学术“复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词源》汇集了当时所有各方面的知识，并加以较为系统的安排，因此，它不仅是公元7世纪的百科全书，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拓展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内容，对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它努力使学校教学内容、教材系统化，这也有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进步。再一方面，它第一次把“七艺”的前三科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科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
当然，不应当把《词源》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人为地拔高。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所辑录的一些古代作品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错误，有些甚至是以讹传讹。更为严重的是，本书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作了许多人为的剪裁，从而阉割了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本精神，这对文化的保存、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在法学上，伊西多尔的《词源》为我们记载了他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学史上，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分类。他主张：“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但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伴事情能够正确地符合理性的法则时,它才可以就是合乎正义的。”他还引用先知何西阿（Hosea）说明如下理论：“上帝基于仁慈给人善的统治者，基于愤怒给人恶的统治者，以此作为对人的罪的惩罚；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都应当服从国王，因为他是上帝任命的。”并告诫统治者： “只有他自己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让法律约束所有的人。”强调,上帝任命暴君或仁君的决定是根据一个国家人民的情况而作出的。“如果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上帝就给与他们一个仁德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是邪恶的人民,上帝就将让一个苛暴的统治者来对其统治”。 指出，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应被作为政府行事的首要标准。他为作为规范的正当法律开了一个详尽的处方：“如果一个法律意欲被遵守，公正，符合自然以及祖先的惯例，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那么，它就必须是有用的、清晰的（没有包含会人们产生误解的内容），应是为了全体公民而非任何个人的利益而起草的。”这一论述，经常被后世的作者提及，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认为法律应服务于共同利益；圣伊西多对国王的界定也是如此，认为统治者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国王因其统治取得国王的权利（reges a regendo vocati）……不正当行事者不能进行统治（qui non corrigit）。因而，王的权利因其正当作为而葆有，若错误行事则失去。古人有谚曰：若你是对的，你将成为王，反之不然。”英国人阿尔琴（Alcuin，约735～804）是查理曼大帝的老师，对伊西多尔的上述观点大加赞赏。在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仪式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说，作为皇帝，他应受先前的罗马皇帝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因而，在这一严格意义上，查理曼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legibus solutus）。约于850年生活于列日的主教辖区(Sedulius Scotus)的爱尔兰人塞德柳斯在他的《论基督的统治者》一书中也持该说，他如是告诫：“虔诚的统治者尽力要遵从一切事物的最高主人的意旨和神圣命令。借助于主的神圣意旨和法令，他从未怀疑自己已然上升到那一权威的顶点……明智的统治者承认他身受神的召唤……因为，若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怎能够做基督教徒的统治者？塞德柳斯还以更为一般性的言辞规定了基督教的统治者，即意欲臣民很好地遵守其命令，并决心矫正其他人过错的统治者自己不能够犯下他严格禁止其他人所犯的罪行。”
总共6页
[1] [2] 3
[4] [5] [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