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RIPS协议看我国新著作权法存在的几个问题/郝芸(2)
一、超国民待遇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原著作权法的主要条款与有关国际公约基本协调，有些明显与公约冲突的条款，通过《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可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使对外国公民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冲突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那就是，依据当时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对公约其他成员国作者著作权的保护，比对中国作者著作权保护的水平高，从而使外国著作权人享有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严重挫伤了我国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因此新著作权法对一些条文做出了修改，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至今仍未根除。就其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因国内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低于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这类超国民待遇出现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法没有达到我国参加的国际著作权条约的标准，尤其是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标准是一国在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必须给予其他成员国公民的最低保护标准）。
在这里讨论这种超国民待遇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迄今为止新著作权法都仍有不少规定没有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如新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2规定，即使未经作者声明保留，此种转载也仅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非报刊上所刊登的任何作品。很显然，新著作权法达不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因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样就产生了双重标准，出现了在版权方面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我国公民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著作权法能够完全达到TRIPS协议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要求，一方面既解决了由此而来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另一方面也算是履行了TRIPS协议下的义务。
其二，因著作权法的某些特别规定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根据新著作权法第2条、第11条、第16条，在我国，著作权人不但包括公民，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作品、职务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单位是著作权人和作者的现象。而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一致认为“作者”就是指“国民”，这样一来，我国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权在国外得不到承认，而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却因为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得到合法保护，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如何有效地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又不与现行国际公约冲突，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著作权法修改中进一步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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