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思考/钟伟苗(2)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尽管上述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而且是极有高度的，但是从当前看，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尚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和法制也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它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司法改革也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法学月刊》主编郝铁川博士认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将经历从人治到综治，再到法治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从人治到法治的中间过渡阶段，即综治阶段。所谓综治是指当前我们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还无法事事处处都唯法是行，而必须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国家。法治在现阶段社会生活中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要达到“法律至上”的境界尚待时日。但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法治的诚意不足，而是法治的基础一时难以具备，无法全面启动法治，因此，也就不可能马上实现完美的法治理想状态——公平、公正。窃以为，郝博士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单从司法人员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司法机关的人员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司法人员，二是行政管理人员，三是后勤服务人员。现有司法人员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从法律院校毕业的，又有从军队转业的，既有从其他机关调入的，又有从企事业单位改行的，还有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而且从数量上看，从法律院校毕业的还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在法律院校毕业的司法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又只有很少一部分。即使是法律本科以上的司法人员，与把法律本科作为第二学位，再考律师，当了一定年限的律师后才有资格考法官的西方司法人员（如美国）相比，层次也是较低的。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是与确保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制度等配套的。如果不考虑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等的现状，而一味地照搬西方的司法独立等制度，可想而知，则不乱套才是怪事。在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模式选择上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三种：一为“本土化方案”，二为“西方法方案”，三是“中庸主义方案”。笔者认为，“中庸主义方案”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而且，我们在研究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这个问题时，既要看到“政法委体制”有干预司法的嫌疑，同时也要看到其主要还有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实际。扬长避短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笔者认为，抓政法队伍建设，不但要靠“教化手段”如“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教育、开展“争创人民满意”活动等，但主要靠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从国外经验看，确保司法公正的主要手段是体制和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反对二种倾向：一是借口坚持党的领导而随意干预司法。要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该从政治上支持和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二是借口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而一味地排斥包括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等在内的司法制约。如果那样的话，在现有条件下，司法腐败必然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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