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监督权/吴勇(6)
四、对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司法监督权的思考
（一）、完善立法，统一司法解释权，为科学、合理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在同一刑事案件中，同一检察机关既是控诉方又是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及职权的现状。我们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可以做这样的探索：当同级检察院为案件的控诉方的时候，该检察院如果仍然为此案的监督机关，则显然会导致被控方劣势地位。为此，我们可以由法院和检察院的共同上一级行政单位的检察院派检察官到庭负责对整个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如此就可以解决同一检察机关既为控诉方又为监督方的问题。其次要尽快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如在立案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而且要包括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同时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等文书的法律效力，及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有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参与权；要明确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权；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处分权。在审判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范法庭外调查权，确定庭审过程中法院有明显违法时，检察机关可当庭纠正，并赋有建议休庭权；在判决裁定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防止久拖不决；三是要尽量细化与刑事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操作细则，使各种监督能够有具体的法可以，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使监督刚性化。最后，鉴于目前法院和检察院都有司法解释权，容易出现解释相互矛盾和公、检、法、司各行其是的混乱现状，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应该统一司法解释权，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明确规定司法解释的归属，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确保司法活动的高度统一和公正。
（二）、剥夺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的抗诉权
对一事不再理①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最低要求，而先行法律规定的允许检察机关在发现已生效的判决确实存在错误时可以对生效判决提起抗诉的规定显然是与这样的要求是相左的。当然，依据该原则的要求，法院对生效判决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受到与检察机关所受的限制相协调的限制：第一，生效判决的错误是不利于被刑事裁判者的错误；第二，生效判决的错误是由于作出裁判的法官（陪审员）有受贿等故意犯罪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证人、鉴定人等作伪证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提起抗诉才是合理的。但是，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即使该原则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例外，这种例外会有或宽或严的限制，但作为一项原则，其自身是难以产生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无论是谁都很难理解如果发现了司法判决的错误，尤其是放纵或宽宥犯罪的错误，却因为该原则的存在而不予以纠正。该原则的正当性因此是个需要证明的问题。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虽然不多，但也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证明：诸如检察机关与原审被告人在申请再审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启动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损害审判程序的及时终结等等。①然而，因为这只是通过对损害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审程序所存在的弊病而作的单纯说明，而并不是从正面对该原则本身的正当性所作的论述，因此缺乏说服力，所以需要进一步予以论证。我们认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从而严格限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而启动再审程序还存在着其他理由：首先，生效判决的案件已经历了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如果发现判决却有错误，尤其是这种错误是导致被告人不利的原因时，那么，这种错误肯定是这三个机关在履行其职责中的失误造成的，或是侦查机关没有及时收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或是公诉机关未充分履行其指控和证明指控的职责，或是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及适用法律时存在错误。对这种错误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必将影响公正，同时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但是，如果又以不受限制的再审程序予以补救却有犯了另外的错误，显然无限制的抗诉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这种再审不仅会导致诸如损害司法终局性等不良后果，在效果上也存在疑问，现实中虽然再审程序纠正了诸多刑事生效判决中的一些错误，但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而言，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发生错误的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根本的改变。从一般理论上而言，对一个问题的解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预防，而不是补救，一个错误发生了我们可以去补救，但是却不能保证这个问题下次不再发生。其次，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仅是维护生效判决稳定性的需要，而且是刑事诉讼中有利被告原则的逻辑蕴含。有利被告原则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未被明确肯定，但由于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体现该原则的一些规则应被充分肯定。事实上该原则的某些内容也已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规定所肯定了（刑事诉讼法第46条就是对有关确认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条件进行限制、第162条是有关判决被告人有罪和无罪的证据条件并不对等的规定），有利被告原则本身在我国法律中的确认或许尚有待时日，该原则的意义也有待于理论界的进一步探讨，但体现该原则的诸多刑事诉讼规则，尤其是严格限制再审条件的一些规定，应予肯定。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应注意到，现实中不论是法院主动提起还是由检察机关抗诉所启动的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只产生纠正错判的正面结果，也存在着一些负面效应。且不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发生过以再审程序来加重对已被判刑并正在服刑的被告人的刑罚，严重损害了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和被告人的权益，即使在现时，再审程序也常常以维持原判为结果，既损害了生效判决的稳定性，也浪费了原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①如果说司法资源即使稀缺，但在动用的必要时候，随意损害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却是绝不应被允许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效判决的权威有赖于其稳定性，当这种稳定性丧失时，其权威将十分可疑，导致司法权威性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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