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原则与合同落空原则/张世琳(5)
在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制度的前提下，仍有法院适用情势变更作出裁判。如在张某与饮食公司的承包合同解除纠纷[16]一案中，法院认为，“非典”在本案中构成情势变更，因此张某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不应被视为违约；“非典”对张某履行合同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没有达到只有解除合同才能消除的程度；双方本可以通过变更合同内容等让步方式进行协商解决，但张某却未能以尊重契约，诚信公平的态度进行善意的磋商，使得合理变更合同，使得继续履行合同成为不可能，因此张某应承担解除合同造成的大部分损失。在本案中，张某利用了情势变更事由要求解除合同，存在过错构成违约，但法院却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认定张某不构成违约判决张某不承担违约责任，对饮食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违反了情势变更制度所依据的公平原则，造成了新的不公，有悖于情势变更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发生，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应当尽快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再次，确立情势变更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迈入ＷＴＯ的门槛，国际经济、政治的风云变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意味着只有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加入WTO，同时也应该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规则，履行各项条约义务。在国际法上，情势变更制度也早已被确认，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97条规定：“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势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衡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决”。[17] 1985年的国际商会（ICC）制定的《不可抗力与艰难情势规则》明确界定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界限，而且国际商会和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大量案例都已将情势变更制度视为普遍接受的法律准则。但是，在适用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认为情势变更制度是“契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危险的例外”，要求作严格和狭义的解释。[18]
以国际竞争为背景的世界舞台在网络信息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作为合同订立基础的特定的一般关系，如法律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的购买力和交易条件等，难免会不可预见地发生显著的变化。例如，当价格异常波动引起情势变更，以及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会使国内某些进出口产品合同的履行变得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来保护参与国际竞争的我国法人的利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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