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模式/张世琳(2)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民法典，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称民法通则），是我国的民事一般法。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在民事责任体系下构筑侵权行为法体系，从而确立了我国侵权立法的传统模式。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一章（第6章）共分四节，即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四个部分，其中以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条文最多，初步建构了我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群，基本将实现了债与责任的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我们确定民法典的体系构成时，可以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单独设立一编“民事责任”，规定侵权责任、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
将原本由物权、债法、亲属法中的民事责任统一于“大民事责任”下的民事立法是不现实的，民法典侵权编只能规定侵权法的一般规则，包括侵权行为的一般确认规则和归责原则的一般规则。
首先，由于立法法典化的主要目标就是给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基础，因此，保持法典的稳定性是对法典的首要要求。民法典中的侵权法编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应该将其自身定位于“原则法”，对那些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时代尺度”[3]的社会基本体制和基本伦理价值做出反映。因此，侵权法所包含的规则应该主要是“一个文明社会里一直需要并且未来也将需要”的那些基本规则，除此以外的则交给特别法和判例来提供。
其次，侵权行为特别法规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在保护对象、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方面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事项，如交通事故为主的危险责任、以环境侵害为主的生态保护责任、以建筑物侵害为主的占有人责任、以医疗事故为主的专家责任和以产品为主的消费者保护责任等。对此，法典只能提供基本的思路构建出一个大框架，使得每一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都能够按照这种框架的指引得到民法的救济，而对每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事项具体的明确规定，只能有待于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提供，民法典侵权法编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做出规定。此外，这些为了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特别法，虽然大多是基于衡平考量而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规范做的修正，但也有不少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而制定的，如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等。[4]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被附加了特定时期公共政策的特别法已经成为了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工具，是不适宜规定在价值中立的民法典之中的。
简言之，侵权特别法所调整的事项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多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如果将这些规范全部纳人民法法典，民法典体系就会变得庞杂芜乱，使其原有的基本价值和精神面貌趋于模糊，进而给民法典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损害。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在具体危险责任方面都坚持了“非法典化”的做法，“非法典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现代大多数关于由物所致的损害的责任的法律规定都是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建立起来的。”[5]如德国将这个领域完全交付给了特别法，即使在20世纪进行债法整编时也没有将其纳人法典。同样，在危险责任法典化方面走得比较远的荷兰新民法典，也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将其全部法典化的野心，而是将大量的特别法留在了法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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