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叶祖怀(12)
4、人民调解组织基础深厚，设置普遍
民间调解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权利保护机制，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所以，它仍将是中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26]
人民调解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调处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被人们称为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我国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设立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行业性组织。截至到2002年，我国已建立人民调解组织90余万个，拥有人民调解员近800万人[27]。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7年底的8年间，人民调解员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40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5％。[28]人民调解员来源于社会和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众多调解员具有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此外，人民调解制度还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近年来，为适应形式的需要，许多地方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专职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人员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招聘和组织培训，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29]因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进步，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刑事和解的调解机构，在我国有着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5、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案件压力，且司法资源紧缺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说来包括权利告知、和解的提出与审查、和解准备，和解陈述与协商、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审查与履行等。如果司法机关深度介入和解过程甚至充当和解的调解人，显然会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严重降低诉讼效率，甚至会影响刑事和解的效果，最终也将使司法人员失去适用刑事和解的动力。要做到既能够实现正义，又不失去诉讼效率，引入社会中立力量主持和解、参与刑事和解的过程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适格调解员的遴选、对和解过程的监督、对和解协议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对协议履行的监督等方式，确保刑事和解的程序正当。这样既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又可以做到兼顾正义与效率。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的人民调解模式，虽然不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障碍，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新进行定位，适当扩大人民调解的职能，将对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纳入工作范围；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刑事和解调解人）资格认证制度；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界定；建立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在刑事和解背景下，再造自诉案件的调解、和解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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