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叶祖怀(13)
注释：
[1]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云南法学》，2003年第1期；樊崇义、陈惊天：“和合思想与刑事和解”，载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适用构想”，载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 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探讨”，同上注，第162页。
[4] 晏向华：“刑事和解－体现和谐社会理念”，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21日。
[5]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与Victim-Offender mediation从字义上看并无本质区别，所以目前国内相关著述大都通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但也有论者将二者加以区分，将前者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将后者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并将二者并列为恢复性司法的两种模式。参见李袁婕：“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之完善”，载陈光中、陈卫东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5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6] 1974年5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的两名年轻人承认犯有22起破坏财产犯罪，在缓刑官和门诺派教徒志愿者的努力下，法官令加害人和所有的被害人会面。通过交谈，两名年轻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并与被害人达成了损失赔偿方案，法庭据此对两名年轻人做了缓刑处理。
[7] [芬]乔森•拉蒂：《芬兰刑事司法制度》，王大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8]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同前注[1]，第152页；黎宏：“刑事和解：一种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同前注[2]，第365页。
[9] 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113页。
[10]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同上注，第45页。
[11] 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极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81页。
[12]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同前注[10]，第45页；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同前注[9]，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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