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张兆松(6)
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崇高的奋斗目标。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和普遍的人权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在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的人权保障程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宪政国家或者民主法治国家国家都必须保证其国民的权利在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犯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恢复，这是一个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所必须作出的承诺，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或法治国家的试金石，更是检验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尺度。”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立法时，在某些领域内要侧重维护公民个体利益，在另一些领域内要侧重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在可能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法律领域，尤其是在对涉案公民作出刑事实体处理时，侧重维护相关公民个体的人身自由利益，故刑罚应具有适当的谦抑性，体现的是国家的‘慎刑’意志；而在国家赔偿领域，公民人身自由权已不再受到限制，同时国家财力又不富裕，因而在决定对已获自由的公民是否给予国家赔偿时，则侧重维护国家利益，只对已被确认属法定赔偿范围的司法侵权给予赔偿，这时体现的是国家的‘慎赔’意志。”笔者认为，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尊重、保障和发展人权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在立法中把人权的基本内容具体化、明确化，并给予切实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最直接的法律就是国家赔偿法。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国家侵犯和损害，并以其“国家造成损害应该赔偿”的原则而具有时代意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使公民损害的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恢复，是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国家赔偿法的基本精神之在。《国家赔偿法》起草、制定时，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很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违法原则作为刑事赔偿唯一归责原则是合理的，但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大幅增强的情况下，仍将其作为国家赔偿的唯一归责原则则不合时宜。在当前条件下，对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突破立法原意，作出符合法律精神的解释是正当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的表现。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1月17日在［1998］赔字第10号《关于霍娄中、霍一米申请宝鸡县人民检察院赔偿案的复函》第3条规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应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03年1月28日以［2002］赔他字第8号作出《关于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是对错误逮捕确认的批复》。《批复》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该刑事案件审查程序的终结，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决定，从法律意义上讲，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该犯罪嫌疑人即是无罪。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认定无罪的决定，同时该不起诉决定即是人民检察院对错误逮捕的确认，无需再行确认。”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对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突破了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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