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创新/邓连引(3)
2、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法治权。
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制定和完善各权力部门权力运行程序法律制度。对权力的监督关键在于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权力的监督，最好的办法是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否则追究个人独断的法律责任。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与制约。比如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着重检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执行情况，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比如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权力参与商业经济竞争，权力参与商业经济分配等问题均应从制度上进行根治。现在虽然对权力参与经商作为违纪行为查处，但是各特权部门的许多干部仍然以各种形式的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和商业分配。因此，一方面应当规范权力审批、权力许可、权力监管机制，淡化权力在经济竞争中的作用，削弱商品经济竞争中对权力的依赖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对权力寻租的惩罚力度，建立终身追罚制度，一旦查实，如果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外，其工资待遇终身比同级别的人要低得多才行。并且如果亲属利用其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和商业经济分配，必须给予其亲属经济制裁。
3、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以民主公开的机制推进立法，防止立法权异化引起腐败
对于立法权异化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很少有人质疑一部刚出台的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不管是“良法”还是“恶法”，人们往往习惯于被动认同。但是由于许多立法部门化，有的便利用立法机会将部门利益法律化，不同部门之间也试图通过立法争权夺利；立法过程中排挤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使其处于边缘化状态；有的甚至不惜规避上位法，或者故意将本部门的执法程序复杂化，为权力寻租者留了空间。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的，在一定时间内立法权难免有异化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与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尚有一定差距；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职业化，人大代表还是荣誉性质的立法代表，参与立法主要还是举举手而已，立法活动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由于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对于立法这种本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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